“习近平的外交时刻”，世界期待中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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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图源：新华社）
直新闻：你如何看待过去一周中国的元首外交？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最近几天，一个关键词频频出现在外媒之中，那就是“习近平的外交时刻”，它描述了中国的国家元首在6天内会见19国政要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系统性地阐述中国主张，回答“世界之问”：中国式现代化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将构建怎样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之中，其他国家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有着怎样的位置？
事实上，此次习近平总书记的东南亚之行，可以说正是围绕对于“世界之问”的解答而展开。在全球疫情扑朔迷离、经济全球化前景不明，欧美国家又越来越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敌视态度之际，中国似乎有某种义务去作出回答。
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回答“世界之问”？只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而因此具备某种义务吗？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俄罗斯又或是欧盟，它们从来不会回答“世界之问”，而是公然将本国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甚至堂而皇之地要求其他国家继续遵循沿袭自殖民时代的国际剥削架构，并美名其曰“遵循国际秩序”。
所以中国为什么一定要作答“世界之问”——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这并不是某种抒情式的唯心主义表达，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数据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目前发达国家，或者说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口，占全球总量多少呢——16%，而中国的人口是多少呢——全球总量的18%，因此当中国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后，这个世界的现代化格局将彻底改变。
某种意义上，当今世界的一切美好和罪恶，一切混乱与秩序，一切繁荣与冲突，都来自于过去200年里，那16%的西方国家人口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与结果。我们可以想象，当18%的中国人口实现现代化之后，我们已知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等等等，这一切的格局都将彻底洗牌。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前所未有的世界意义，远超欧美任何一个国家乃至是整个西方世界加在一起，因此世界必然对中国式现代化充满着疑虑甚至是敌意，这也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困难和复杂性。
还记得2010年4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人过上和美国、澳大利亚人现在一样的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我知道奥巴马的这段话落点是环保考量，但它其实有一个隐含前提，那就是中国人要过上富裕生活，如果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富裕生活，那就是不可接受的。12年后，这个隐含前提非但没有得到反思，反而进一步大行其道，西方舆论不会去思考欧美占据了远超应得的财富是否公义，更不会去探讨中国寻求应得的权益是否正当，而只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极尽挑剔苛难，质疑我们的航天、质疑我们的“一带一路”，甚至质疑中国人的筷子与饮食结构。这正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斗争精神，我们希望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与西方世界合作，但这注定了会是一条充满荆棘与恶意的艰辛道路。
而这种恶意只是针对中国吗？不，它针对的是一切不屈从于西方世界意志、一切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针对的是一切对于既得利益秩序的改变。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我们能团结的，也必须团结的，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便是中国回答“世界之问”的根本意义所在，它无关乎我们自身道路的道义性与正义性，因为它不是某种政治作秀，而是中国践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承诺，去为了一个更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强弱，我们需要它们的理解与支持，我们需要给予它们斗争与变革的希望信念。这便是中国的作答，中国不是任何国家第二，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全人类的未来也将因此而前所未有。
直新闻：我们注意到在此次APEC期间，中美贸易官员会面，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会访问中国以跟进落实两国元首会晤所取得的成果，你认为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将迎来某种转折？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我本人持比较审慎乐观的态度。
我注意到11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对于中方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密集回应：美国尊重中国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等等。
实际上这些表态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2021年9月和2022年9月联大期间，拜登均作出了类似表态，强调不寻求与中国进入“新冷战”，此外拜登还多次提出要为中美关系设立“护栏”，避免两国在竞争时陷入冲突。
为什么我说持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呢？因为另一方面，外界看到，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六度对台军售；美国国会自八月佩洛西登台以来，连续多位议员扎堆窜访台湾，并公然探讨如何让岛内当局所谓“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美国政府通过芯片法案，并发布出口禁令，明文要求限制中国发展超级计算机以及先进半导体产业的能力。
很显然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模式让中国人感到困惑，除了“两面三刀”，似乎我们也没有更好的理解方式，但简单粗暴地将美国人解读为“骗子”，也让我们对美国人的政策失去了有价值的判断能力，进而弱化我们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美国人的“说一套做一套”实际上是逻辑自洽的，只不过背后有一套我们所不熟悉的认知方式？
我注意到，中国文化有一种很强的“二分法”理念，我们会用“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这种方式来理解他人，用“敌友区分”来指导我如何理解你的行为，以及决定我该如何对待你。中国人对于他人会有一种基于“敌友区分”的预期，但美国显然打破了这一点：基于美国人的言辞，我们倾向于相信美国依然有合作的可能，而美国人的行为又违背了这一点。
我的理解是，美国人在对外政策上很有可能并不具备这种“二分法”理念，没有朋友还是敌人的界定。就美国的大战略而言，世界是围绕它而运转的，美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不过是实现美国利益与价值的载体或是障碍。所以美国不会基于你是朋友还是敌人而产生不同的政策倾向性。对于美国，无论是战争还是最极端的制裁，抑或是释放各种友好的信号，所有这些手段都服务于美国自身的战略目标，也就是去维系美国的霸权，让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尽可能延续下去。
实际上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坑起自己的盟友来毫不手软，是卖队友的一把好手；同时也解释了美国为什么要反复和我们强调中美关系的底线、红线，去强调在中美关系上增添所谓“护栏”，不是因为美国依然带有某种与中国成为好朋友的美好愿望，而是美国希望最大化地通过一种低成本的方式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抑制，或者说得难听一点，美国所谓“不与中国发生冲突”目的不在于“不发生冲突”，而在于无底线地制裁中国，确保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愤而反抗，而是为了追逐美国某种虚无缥缈的所谓善意而拒绝采取激进的反制措施，美国希望中国在认清自己的真面目之前，尽可能持久地期待“能与美国做朋友”。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结论，但它并非没有意义，这也是我持有一种乐观态度的原因，因为只有正确理解美国的政策逻辑和行为模式，我们才能捕捉到美国的弱点，进而产生更为积极有效的互动。这个弱点正是美方反复强调的“不愿意产生冲突”，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低成本遏制中国”，或许只有当中国释放出足够的斗争意志与精神，主动出击，无限制地抬高美国遏制中国的成本预期，两国才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未来。美国也许不想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把猎枪架在一个足够明显的位置，至少能保障豺狼不会向我们扑过来，为我们自己赢得必要的尊严与利益。
作者丨张思南，直新闻主笔，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